生，当然也不乏一些中文、哲学的他系同学。听到这个话题，同学们表现得很踊跃，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学率先作答：

“这起案件激起了民怒，纯洁美好的女孩无辜被害，就此香消玉殒，不把犯人缉拿归案大家的愤怒难以平息！”

主讲人不置可否，只是点点头继续抽下一个举手的女生。

“罪犯作案手段非常残忍，让大家人人自危，所以会关注舆论，也希望舆论关注，促使尽快破案。”

“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它的消亡当然会引起人们关注。”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靠谱不靠谱的答案。

听着这些回答，张星原忍不住也举了手，没想到还真被抽到了。她站起来，又有点后悔举手，想想反正这儿没人认识她，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因为是事件主角是名牌大学女研究生，学历高，年轻漂亮，有话题度，人们愿意讨论，就像……”

果然，她的话一出口就激起了一片不满的反驳声，还有许多人对她投去了鄙视的眼光。

她本想就此打住，主讲人却示意大家安静，让她继续说，张星原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

“就像多年前的清华硫酸泼熊案、□□中毒案，复旦宿舍投毒案，还有最近常有的女大学生穷游失踪等事件，如果它们的主角不是名牌或者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而是一个普通打工仔泼了硫酸，或者农村女孩失踪，社会舆论是不会给予那么多关注的，也没有人乐意去多做讨论。”

她这话很直白，也很实在，虽然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所以她说完就赶紧坐下，把自己装作和刚才说话的人没关系。

当然这并不妨碍同学们继续对她投以鄙视的目光。对他们来说，张星原的言论太功利太现实，新闻的职责是告诉人们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能因为主角的身份不同，有所区别对待呢？

还有些已经不是学生的听众，只是在听着，既不举手也不发言，此时有几个看向她，打量了一下，露出了然的神色。

长相可以骗人，气质可以骗人，但是身处社会还是象牙塔，只需说几句话就能辨别出来了。

主讲人依然点了点头，没有说谁对，也没有说谁错，而是开始阐述起自己的观点。

“是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案件，而且是非恶性的，其实不应该受到这么多关注。

我们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职能，是告诉大家最基础的五个w：‘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死者是谁，因何发生了这件事。如果可能，最多再告知破案情况如何，提醒民众注意安全’，这就足够了。其余的家庭情况，同学关系，附近居民心理，甚至一些毫无根据的案情猜度，都是不必要有的“态度”。这些态度，只能加深亲友和同学的悲痛，制造社会恐慌情绪，并不会对破案有任何益处。”

“那为什么媒体会做这些报道呢？前段时间的蓉城女司机别车案也是，连开房记录都查出来了，也是和事件毫无关系的有“态度”的内容。”一个同学忍不住发问道。

她提到的是前一阵蓉城闹得很厉害的女司机多次别车被打一事，当时也是这样，全国媒体关注，从习惯到道德到法律轮了一遍，中间不知道哪家媒体还把对方开房记录隐私也爆了出来。

“对，媒体为什么要做这些呢？甚至有的媒体，特别是我们早期的一些网络媒体、娱乐八卦，除了这些不必要的扩展，还会出现一些哗众取宠的、夸张不实的报道？”

主讲人扩展了他的问题，然后自己作出回答：

“因为媒体要生存，新闻报道要被传播，就需要更多人购买、阅读，看的人多了才谈得上达到传播职能。更实际一点的是，看的人多，才能有更多广告商投入广告费，维持媒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去迎合读者的口味，报道读者想看的话题，这就和媒体的基本道德形成了矛盾。

媒体认为读者想看而制作的那些版面，读者的确可能会关注和讨论。但，这些是读者真正想要的、需要的，还是因为媒体的不断推送引导出现的需求？新闻人要做社会活动家，还是社会记录者？是只传播客观事实，还是要有责任的引导舆论……这又是另外一个矛盾了。”

讲到这他停了一下，好像是在思索该不该说，该说到多深，最终还是决定把社会现实和矛盾的方面，提前显露给这些象牙塔的学子们。

“这两个矛盾也许会在新闻媒体的发展中持续很久。

一个好的媒体，是要能做到在这些矛盾中把握一个合适的尺度，既要履行媒体的职责，又要让读者乐意看，乐意买。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不仅需要我，需要我们现在已经在媒体岗位上的同事，还需要在座的各位同学的毕生努力。

你们下来也可以想想，是否能一直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又是否愿意去写读者爱看的、能被传播的报道？是否愿意去为供职媒体拉广告，是否偶尔也愿意把丰厚的奖金、广告费提成，换成一两则不夸大、不扭曲的真实的，也许没人看的报道？

所以，同学们，好好想想，如果不能承担这些矛盾，如果没有一个新闻人的基础理想，也没有一个敢面对社会现实的坚强心灵，现在想改行还来得及。

毕竟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是需要一大批有职业道德的人支撑，也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