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这年43岁，正值盛年。

当年的北伐名将重上抗日战场，叶挺自然是意气风发，决心横刀跃马，再创辉煌。但是，新四军的情况特殊，是以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叶挺虽然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元勋、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现在已经不是**员了，让一个曾经脱党的人来指挥**的部队，干部战士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

说起叶挺脱党，实际上叶挺自己也很委屈。南昌起义时叶挺是前敌指挥兼11军军长，部队退出南昌转向潮汕地区途中，叶挺手下的蔡廷锴师全师投向国民党，叶挺亲自率领的一个师被薛岳击败，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团以上军官全部离队出走，只剩朱德率领800人坚持下来，上井冈山与**会师，建立了中央红军。叶挺只身南下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由于广州起义只持续了两天且损失惨重，叶挺受到了处分。后来叶挺奉命到苏联去，结果到苏联后叶挺遇到的是指责批判，连去东方大学作报告都被禁止。

一个人为了革命浴血奋斗，到头来却遭到组织的不公正待遇，叶挺的心情必然是哇凉哇凉的。特别是王明这样的站在岸上指手画脚批评在水里挣扎的人的批评，更让叶挺心生气愤。特别是共产国际竟然把广州起义失败说成是叶挺政治动摇的结果，更让他感到绝望。一怒之下，叶挺决定**到欧洲流亡了，还变成了素食主义者。幸亏后来在柏林遇到去德国的周恩来、廖承志、黄平，叶挺才又振作起来，回国参加了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组织的“第三党”、李济深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帮助蒋光鼐、蔡廷锴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自从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以来，叶挺和项英忙于组建编训部队，彼此分工明确，合作还是愉快的。但是随着新四军主力编组完成、开赴抗日前线，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项英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虽然苏区时他追随并支持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犯有错误，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新四军干部战士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项英作风朴实，与叶挺的身穿将校军服或西装革履、开小灶、去哪里前呼后拥相比，干部战士总觉得项英才是他们的真正领导人，叶挺似乎和红军出身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有点距离。加上叶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在牵涉新四军重大决策中就没有足够分量的发言权，身为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命令还必须经过副军长批准，让叶挺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久而久之，矛盾就出来了。

这事也不是说项英等人有意架空他。你想么，项英和绝大多数新四军战士都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面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革命者，叶挺曾经脱党，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什么行为？能靠得住么？

严格说，以叶、项组合来领导新四军，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无奈的组合。

叶挺曾经到西安面见**，提出重新入党，但考虑到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叶挺留在党外更便于协调新四军与**的关系，**、周恩来都劝他以暂不入党为好。

上次周副主席亲赴新四军军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新四军叶、项首长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七大以后的地步，**思想的叫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人喊**万岁，在一些老资格领导人心目中，**就是老毛，只是领导和战友，他也不是什么都对，有些问题**说了也未必能听进心里。这还是好的，象王明，恐怕心里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指示，**的指示就不一定是指示了。

叶、项之间的矛盾不是个性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物，哪里会象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

叶挺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根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点和高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处。

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日，不发生摩擦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也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不要说项英、叶挺了，就是**、周恩来、朱德都不会相信**会对新四军下手，毕竟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关键的。

叶挺是主动要求去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向东进军。行前，在云岭新四军军委会上，叶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挥，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批准，不能擅自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