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用最普通的a4纸打印的，举报信的时间在半年前。

我放下了这封信，开始查看其他的文件，有举报人提供的证据，也有郑叔他们之前搜集的证据，翻完了文件夹中所有文件，即使凭借我唯一的一次举报经验来看，文件袋中的所有资料，加在一起也无法印证举报信的正确，简而言之，证据不足。

我又重新翻出了举报信，试图从中找寻一些线索，和举报人的心理。

这封信读起来有点像述职报告，可以看出写信的人平时与笔杆子没少打交道，他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讲清了举报内容，举报汉东领导班子以权谋私，侵吞公有财产，收受贿赂，严重阻挡了当地私人企业的发展，文字下方是一连串的表格。

举报信里重点讲了三件事，一是汉东老城区改造项目内定招标企业，二是汉东扶贫资金发放迟缓，部分资金走向不明，三是上报税收与实际税收存在严重偏差。

这三件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但情节都不严重，数目也不会差得离谱。如果这封举报信是真的，那汉东将会刷新过往已曝光的腐败的金额上限。

但问题在于，举报人自身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巡查组的人前去汉东调查取证了小半年，顺着里面的项目一项项地查，却查不出任何大的问题，小问题虽然有，但并不在触犯法律的范畴内。

由此基本可以判定，这封举报信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具有真实性，这是我看过所有材料的观点。但此刻，我与郑强坐在赶往汉东的火车上，就可以证明这件事存在猫腻，受了工伤的我那些并未谋面的同事们，更能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我将材料一一放回到了牛皮袋里，又将牛皮袋重新装回到了郑强的包里，长久的阅读让我的脑仁疼了起来，只好抬手揉了揉眉心，又躺了下去，钻进了被窝里。

刚合上眼，就听见了叮咚的手机声响，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新手机的铃音——昨天郑强给了我一部国产机，换了我原来的手机，说是比较保密，我也办了新的电话卡，刚刚正是接收到短信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串倒背如流的数字，想了想，还是点了进去。

“陈和平，我今天刚回国，别的我不想再多说了，汉东那边水深，你自己多加小心。”

他这句话甚至是有些担忧的，我想了想，回了他两个字“谢谢”。

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终于到了汉东。并没有什么接待人员，于是下了车就要排长长的队伍等着打出租车。

郑强还有心情打趣儿我，他说：“有段时间没自己排队打车了吧？”

“我一直公交车上下班啊，”我特淡定地回他，“倒是您，不出公差的时候几乎不用腿儿的，出公差还要排大队，有没有心理落差啊？”

“你这小子。”郑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下子就笑了。

我们终于等到了出租车，到了一个小区内的租房内，在那里见到了两男两女，都是巡查组之前过来的同事。

郑强向我介绍：“李洋，陈凯，王海阳，徐冬冬，这是陈和平。”

李洋是个三十多岁的消瘦汉子，正在噼里啪啦敲键盘，闻言向我点了点头。

陈凯年纪大一点，四十出头，正在打电话，也挥了挥手。

王海阳和徐冬冬是两位女士，女士的年龄是秘密，正在整理资料，王海阳白净一些，徐冬冬带着一副黑边框的眼镜，两个人都冲我笑了笑。

我挨个打了招呼，郑强直接扔给了我三摞文件：“你以前不是在经济委干过么？来看看这些文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捧着这三摞文件，还有点吃力的。

郑强笑了笑：“没欢迎晚会了，干活吧，小伙子。”

“成，就是我挺久没看过这些东西了，效率可能不太快。”

“没关系，看得懂就行。”

于是找了个空地儿开始干活，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过这些合同，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很快进入到了状态里。

中午的时候郑叔叫了外卖，一群人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吃外卖，一边吃一边交流上午的收获——没有任何收获，一切能拿到手的文件都完美无缺，连差错都精准得自然，电话没有问题、款项没有问题、合同没有问题、立项没有问题，既然纸面上找不到什么问题，那只能暗中走访看看了。

常叔率先问了我的想法，我提议走访，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原因无他，我的两位同事就是在走访途中发生了意外，至今还在重症监护室。

郑强之前说的“工伤”竟然这么重，也难怪消息灵通的人不愿意进巡查组，来汉东趟这一摊子浑水。

“怕了么？”郑强问我。

“怕，但毕竟是工作，总要去做，您说对吧。”

郑强舒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暂时放弃走访，我再弄些文件出来，大家先看看。”

我那两位还躺在医院里昏迷的同事，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遭遇报复，我问李洋他们是如何受的伤，李洋的表情很平静：“一个走在路上，六楼的花坛被风刮落摔到了脑袋上，一个是车子下雨天行驶，路上遇到了水坑，没注意，结果路面塌方，连人带车都掉了下去。”

“听起来都像是意外。”

“看起来也像是意外，”徐冬冬补了一句，“两次意外中间还差了几十天，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