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类稿》徐一士著，本书以记清末掌故为主，共计27篇，有19篇分别载于《国闻周报》、《逸经》等杂志，所写人物多为文坛学界名宿。如王闽运、李慈铭、章太炎、陈三立、廖树蘅、张百熙等，又记有靖港之役、咸丰军事史料、庚辰午门案等，多为作者亲身见闻，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参考价值,

余学少根柢，而早岁即喜弄笔墨，其为刊物写稿，始于清宣统间。光阴荏苒，久成陈迹，其迹亦早已不存矣。少年气盛，以为将来可为之事正多，此不过偶尔消遣而已。不料此后长期写稿，若一职业，暮岁犹为之不休。三十余年来，世变日亟，个人之环境亦因之而异，回溯畴曩，渺焉难追。聊就忆及，试话旧事。

在拙稿见于刊物之前，幼年即尝有试写笔记聊以自娱之事。此项雏形（其实够不上说什么雏形）笔记之试写（亦可云偷写）时，年甫九岁也。今欲谈此，可将余幼受家庭教育之情形，大致一谈。

吾家累世重家学，学业得力于父兄之教诲者为多，而余所得于塾师者尤鲜，以余幼时乃一逃学之孩子也。余自六岁正式人塾读书，八岁患腹痛之病，颇剧，百方调治，而时愈时发，病根久不除。父母钟爱，惧其夭折，对于塾课特予宽假，到塾与否，颇听自便。余苦塾中拘束，藉此遂得解放。病发时固不上学，即值愈时亦多旷课。其后病不常发，而余之不上学，已习惯而成自然（惟塾中讲书时，每往听讲，类乎旁听之性质）。有以“赖学”、“逃学”相嘲者，不遑顾矣。

当此废学之时，而仍与书卷相亲，则以吾父之教，获益甚大。吾父为余讲书最多，作非正式之教授。教材甚广，盖自经、史、子、集（所谓“正经书”）以至小说之类（所谓“闲书”），不拘一格，随时选讲。讲者娓娓不倦，听者易于领会，教法注重启发读书之兴味，不责其背诵（于“正经书”，有时亦令将所讲者熟读成诵，然不为定例），以视塾中读书，有苦乐之不同。关于“闲书”，曾为讲《三国志演义》，自首至尾，完其全部（开首十数回讲过后，即令余自讲，吾父听之，酌加指导），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聊斋志异》，亦在选讲之列。又尝为讲《西厢记》，则惠明下书一段也。此外如《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等，均自阅之（《红楼梦》，吾父有手批之本，而其时余不喜阅，此书固非稚年所能感觉兴味者也）。

当此之时，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致妨举业。吾父则利用之以为教材，除鄙恶者外，喜令余辈阅看，而加以指导，为言其价值之高下及优劣工拙之点，时亦于书上加眉批或圈识以示之，俾可触类旁通，此实当时家庭教育所少见者。

“正经书”除讲过者外，亦每自行阅读，由少而渐多，惜熟读成诵者太少，故至今深感根柢之浅薄焉（喜读史，实际是看，似受《三国志演义》之影响。此书以史事为纲，虽羼入许多不经之谈，而写来兴会淋漓，能诱启读史之兴趣，并闻其与正史多不合，亦欲以《三国志》相比勘，由此而及其他。至吾父所选讲者，《史记》为多）。

笔记之属，吾父曾为讲《庸庵笔记》等，甚感兴味，亦后来研究近代史实掌故之张本。

吾家有一钞本《彩选百官铎》，明倪元璐所撰之《升官图》也，编制颇佳，可于游戏中藉识明代科举、职官等制度。每值岁时令节，家中每为“掷铎”之戏。平日亦偶为之。“掷”谓掷骰，“铎”以骰行也。清循明制而有所损益，吾父每为余辈言其因革异同，亦可为儿童时期之一种关于掌故的教育，诱启之力非细（余辈因是亦喜“掷”当时之升官图，惜无如倪铎之佳者耳）。

吾父对于家中儿童，常为说故事，或取材于经史之属，或取材于小说戏剧，多与德性及学问有关。余辈以听故事为乐，而儿童教育亦即寓是。

经吾父之讲说，对于昔人之著述，发生浓厚之兴趣，童心忽作动笔之想，可谓已经“斐然有述之志”（一笑）。于是裁纸为小册子数本，每本十余页，长宽各二三寸，而作写笔记之尝试焉。所写或记一时之观感，或述吾父所讲说，或书听讲之心得，每则寥寥数语。此虽极其幼稚，却不妨算作余最早之笔记也。犹忆其第一则，题为《月》，文曰：“水中有月，非水月也，乃天月也”盖观池中月影，偶动文思，遂振笔直书于小册子，稚气真可笑之甚。第二则似系关于孔子、老子学说异同者，则述吾父之语，意在备忘，其原文今已不记得矣。以下尚写有十则左右，均已忘作何语。

九龄童子，且是逃学的童子而写笔记，当时自觉实为“胆大妄为”之举动，故以秘密处之，极畏人知，一若做下亏心事者。不料秘册忽为吾三兄（和甫）发见，持而高声朗诵，且曰：“老五做文章矣！”（吾父七子，余次居五）“做文章”三字，在当时是何等严重，余羞赧之极，大有恨无地缝可钻之势，亟夺回此册而撕碎之，盖第一册未写完即中止。此际情景，大似一幕喜剧也。

吾三兄对吾学业夙极关心，尝正色以不应“赖学”相规诫。既不效，亦于余之看书时相指授。见余秘册后，以为此举虽若可哂，然所写文字均尚通顺，亦属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