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包装方式，负责培训新员工并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

都是纯机械式工作，我们很快知道怎么做了。段明兰便让我们去尾查那边去拿来查过的t恤衫，然后挂上放有各类标识的纸牌，放在一个固定的塑料纸板上叠好，再用别针固定，最后放进塑料袋里封好。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便将装着衣服的塑料袋放进旁边的筐子里，会有专人过来点数装箱。

这些步骤看起来一点也不难，但真正做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挂纸版和封塑料袋还好，就是把衣服整齐放到纸板上并加别针固定这道工序，我们生手做起来真的非常笨拙。偏偏那些细细的小别针一不留神就看不到了，弄得我手忙脚乱，谁知越乱越出错，不小心竟就扎进了手里，顿时鲜血直流。

正在这时，周桂树冷着脸走过来，怒吼道：“你真是笨死了，还不快把手拿开，要是弄脏了衣服，你赔得起吗！”

我吓得一哆嗦，手掌又另一根小别针扎了一下，疼得要命。旁边的周桂树小声说：“快用嘴把血吮干净了。”

我只好强忍着泪，飞快地把手放在嘴里，舌头在流血的手指和手掌处来回舔着。血是咸的，手掌心的汗水是咸的，苦涩的泪水也是咸的。我管不了那么多，拼命将混着血水、泪水和汗水的滋味舔进嘴里，流进心里。

周桂枝一转脸又指着李梅骂：“还有你，你看你叠的衣服皱成什么样了，拆开，重来！”说音刚落，一件衣服就砸到李梅的头上，李梅头一歪，那件衣服又砸到她手上，她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忍气吞声地将衣服拆开重新折叠。

我胆战心惊地问段明兰：“她不会炒我们吧？”

段明兰犹豫着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们还是好好干吧，先别管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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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了望身边那些低头做事的人和无数飞快的双手，我坚信自己也会和她们一样快的。果然，学着学着我就越来越熟练了，李梅也是。并且，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拖鞋和钥匙。只是最初的紧张和新鲜劲一过，每天象一台机械一样重复着这些繁忙而枯躁的操作，真是苦不堪言。

大多数人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洗涮完毕吃早餐，然后进入厂区打卡上班。中午不打卡，直接由厂区进入饭堂，吃完饭后，再由饭堂进入厂区。晚饭亦是如此。几乎每晚都要加班，加班算正常上班，如果无帮缺席、迟到或早退按旷工处理，虽然是计件，但也要倒扣工资。

除了写字楼职员，每个进出厂区的人都行色匆匆的。整个针织一厂八百多员工，只有三个人例外，这三个人就是朱素贞和另外两个女孩子。这三个人经常请假，说来也怪，别人很难请到假，但这三个人却能轻而易举地请到假。时间长了我便知道，这三个人虽然在厂里上班，但却是兼职在外面做“小姐”的，每次可以赚几百元，每月只要出去四五次就可以赚得比工资还多呢。

而那些组长、主管之所以对她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暗中收了她们不少好处，所以在请假时给予她们很多方便。红姐私下和我说，她曾亲眼在洗手间看到朱素贞把一根做工精美的玉镯塞到周桂枝手里。还好她反应快，立刻将洗手间的门关上，否则，还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朱素贞是尾查，尾查和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尾查不喜欢谁，她查过的衣服就会不给谁包装，而是给那些她喜欢的人包装。这样，有的人面前衣服堆积如山，有的人可以包装的衣服就很少，拿的工资相应就少了。

但好在，自从我进来后，虽然因为床铺的问题她对我略有不满，但后来一直对我很好。她查过的衣服有时还会主动送到我们包装的桌子上，这让李梅和其他包装工都很羡慕。

有一天晚上破例不加班，我早早洗涮完毕躺在床上。现在在我看来，真的应了那句古话：骑马坐轿，不如睡觉。宿舍的人多半也出去了，只留下几个人在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快乐的时光。

红姐看李梅可爱便逗她：“梅子，准备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你看我们宿舍的小姑娘都出去拍拖了呢。”

李梅当即红了脸，吭吭哧哧道：“人家还小嘛。”

段明兰叹了一口气：“你今年18，阿花比你还小一岁呢，男朋友都谈了两年了。有合适的就快谈一个吧。别等到象我，都26了还没人要呢。”

红姐又转脸问我：“海燕，你呢？你20了吧，比梅子还大两岁呢。”

我傲然道：“我才不想找男朋友呢？我要学电脑，然后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做，我一定要坐到有空调房的写字楼里去！”

我的话音刚落，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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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解地望着她们，委屈地说：“我说错什么了吗？我们那么大的车间，只能装风扇，热得要死。听李梅姐姐李清说，办公室的写字楼都有中央空调的，很多人上班时间还要专门拿一件厚衣服御寒呢。”

红姐一边抹着笑出的眼泪一边耐心地说：“写字楼谁不想去？大家都想去，问题是去得了吗？我们厂差不多一万人，听说光职员都有一、两千。可真正坐在写字楼里的还不到五百呢。就连珍姐、周桂枝她们，虽说吃的是职员饭堂，睡的是职员宿舍，还不得跟我们一样在车间里流汗？做写字楼，那都是要大学生的！”

“大学生”这三个字象一根巨大